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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六届、第九届:一锅下乡

发布时间:2022-05-04  分类:北京经济  作者:admin  浏览:6583

北京“六九”的作者是徐小弟。从来没有关于它的热门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一个过时的词。但是,这是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专有名词!解读第六届69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还是六年级学生。当年全国学校教育中断,小学6月停课。他们的正规教育到那时就结束了,他们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教育,他们是一大批遭受历史动荡后果的青少年。乱世,他们没能正常小学毕业,小学不再管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收。十二三岁失学一年多后,根据“就近入学”规定,于1967年10月入读中学。第九届没有课本。今年的学生没有自己的课本。名为初中的课程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学习毛传和《毛主席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 《北京信息解放军报》和《红旗》;2.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制造的“阶级敌人”;第三,参加京郊农业劳动。不像上面的“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面的班级的学生,把文革改编的教材“课”重复了一遍,几乎没有上过一天的文化课。偶尔有热爱自己学科的老师,可能是借题发挥,教了一点文化知识。比如他们借《毛主席语录》讲修辞,借毛泽东的诗讲典故或古文,指着农村院子里的粮食囤讲体积计算.但即使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才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开始大规模下乡。第九届“初中生”留在中学的时间前所未有的短。北京在1969年的下乡政策是个例外:它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留在北京的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的想法。用当年的话说,69届“一锅端”,下乡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内蒙、云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1969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北京站、永定门站增开多趟知青专列,向北、向南、向西,运送1969年的小人物到遥远的边疆。那时候大部分都十六岁了,有的学生开学早,才十五岁。六九班因为年幼无知,注定是下乡群体中的弱者。在生产劳动中,他们依然能顽强拼搏,做着和同学一样的重体力劳动。但在体现其受教育程度的活动中,即使在那些溢于言表的“陈述”和“解释”中,也明显因其知识的匮乏而相形见绌,演讲往往通篇抄袭,文理缺失。比如,在批判孔子的“讨论”和“儒法之争”中,这些没有研究过孔子著作、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人,往往把自己的性格、时代、史实放在功劳簿上。“唉,真是六九届了!”这是他们无奈的一声叹息,意思是:我真的不懂;或者:我好无知。那时候口语功夫特别重要,知青中的风云人物首先得能言善辩。因为第六届和第九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很少有出类拔萃的。当然也有一些6、9国色的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旁边做打字员、按键员、话务员,从而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1969年的群体更加明显地处于弱势地位。老三代有原有的文化基础,往往在努力中保持一定的学习习惯,文化知识可以通过说话来拾起。第九届从来没有研究过凉席 入学考试带来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但69级的学生早就在1966年以来的历史荒谬中折断了翅膀。即使他们有机会恢复高考,他们的腾飞之梦也早已破灭。口头陈述一:兵团生活的第一天现在有人说,建设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中蒙边境局势紧张,要“屯垦戍边,兵在农”;也有人说,让几百万年轻人下乡,是对国家大局的引领。我对这些没有研究。我是69届的。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像1969年那样牺牲一群年轻人,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正当的!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冲淡、融化六届、九届的历史包袱,是别有用心的虚假大空气。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火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十五六个小时后,第二天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一个小站刘钊。车站出乎意料的小,但是站台上、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灯光很亮,扩音器在广播,这样你就能找到你的行李。没有锣鼓喧天的欢迎场面,也没有人帮忙整理行李。秩序相当混乱。我被宣传蛊惑的荣誉感受到了极大的挫败,一下子感觉被抛弃了。我有点慌,不知道该去哪里。但是,人有适应各种遭遇的本能。十六岁那年,我很快在迷茫中找到了和别人的行李。我是被我妈走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引导的,“鼻子底下有嘴”。不懂就问。果然可以解决暂时的问题。所有在刘钊下车的知青都在规定时间内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我们每个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类似的大木箱,必须找个人随身携带。我的搭档是五十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相识。她也是69届的。刘钊站停着几辆大型敞篷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平台。身着军装的“长官”对着话筒宣布台上的名单,比如“一连:116中,二连:50中……”他让点名的人自己去找连队卡车。我被分到15团10连,50团郝志军也被分到10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装到卡车上。货车前车厢都是人,后斗的行李堆得很高。我们的装卸工是一名复员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名叫刘凤仪,24岁。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只听他喊着让10连的新兵装车。他的态度非常僵硬。我心想,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好?被欢迎,被重视,被关心的天真期待和现实完全不一样。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如果刘凤仪当时不是那么凶狠,甚至野蛮,他怎么可能带着三十多个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连同他们沉重的行李,夜里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弄到大卡车上去啊!后来终于一切停当开了车。车一开,我们就都觉得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两地气温的差别,那是内蒙古的九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驶的敞篷卡车上。很冷!我听见身边的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了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有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拿出来,把裤子给她围在身上。十五团十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带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篷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微熹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我们两人搭档,自己把箱子抬过了河,抬到了驻地。十六个女生被临时安置在离五加河不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里。屋里是面对面两排大炕。我们十六个人中十四个是六九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会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我们学校六八届的同学王玉华是个大个子,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样,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记得六九届的同学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第二天竟没有生病。回想在内蒙古生活的第一天,感到有些苦涩。庆幸我们当年那么勇敢,并能迅速适应。没有不能承受者,因为我们尽管年幼,人人也都能明白:没有退路。口述二:杂事琐议初到十五团十连时,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这个十连是从河北边的一连分出来的新建连队。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十五个人,里间住十一个人,外间住四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六九届的。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一九七一年就参了军。看到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十二班的六九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时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发现了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一米五〇。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的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我至今保存着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十二天的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我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十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徐小棣同志,你好!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已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注意保密慎之又慎。十五团十连连部1971.12.27晚那时候由于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许多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偶尔受到“人性化”的对待,印象是很深刻的。不过,我们连的指导员行为不端正。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他对连里六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六个人中至少三个是六九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于领导而遭遇了性侵犯。被指导员那样的军人管理和领导,我们的安全感却很强。谁也没有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年龄到边疆来开始这样的生活,谁也没有阅历和生活经验能想到可以怀疑一下军队干部的品行。在我们看来,领章、帽徽就是他们品行的保证。正因为这样,我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2009年,正值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全年中北京有多场老知青的聚会。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我能肯定,“无悔”的牧歌绝没有严格、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那只是某种心理指向,是对青春的惋惜而形成的反弹。所以我在本文中尽量细碎地叙述,读起来虽然无文采,很琐碎,也无法涵盖整个的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我起码说的是我自己真实的见闻和感受生活本身给予我们恩惠。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建立了难忘的友谊,长大成人,忍苦开朗,非常坚强。应当感谢生活,而不是感谢什么上山下乡的“锻炼”。我们本应当受教育,去过正常的生活!那些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的国度,难道一代青少年都败坏委靡地垮掉了不成?口述三:我身边的六九届知青案件在蹉跎岁月中,老三届忧国忧民,有人在言论方面出了“问题”,犯了“政治错误”。可六九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二师十五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届的。北京一〇八中一个六九届的知青深秋时为了一只价值一百二十元的上海手表,杀了北京一一六中一个六九届的知青,当夜把尸体沉进深潭。十天后受害人的尸体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翌年二月一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二十一岁的凶手。二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时候,公审大会很是冷清。我所在的连队尚有没有回家的劳动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维持会场到押送犯人汽车之间十来米距离的秩序。我和同学们来到刑车跟前时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礼堂的侧门关着,我们听不见什么,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卫干事髙喊“拉手拉手”,门哗地打开了,气氛一下子森严起来。戴重铐的死刑犯被戴白手套的军人拖着,跌跌撞撞走向刑车。近距离地看见自己的同学那没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脸,听见镣铐发出的毛骨悚然的声音,一个同学忘了她的任务,哇地叫了一声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我个子大些,但也是六九届的,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手脚冰凉、牙齿打战。死刑犯不知为什么流了许多口水,前襟都是湿的。他被拉到两里地以外的七号地枪决。天气过于寒冷,据说连里去的男生用镐头破土很困难,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长度不够,受刑的人下葬时相当费劲,足端埋得过浅,棉鞋当晚就让当地的老乡脱去了。也是在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一个六九届同学在四月初的一个夜里忽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她是门头沟井下矿工的女儿,身材瘦小,十月怀胎竟瞒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员,沉默寡言,劳动非常出力,怀孕期间仍抬得起六层的笼屉,生产是在夜间,没有人发觉。天蒙蒙亮时,她照常捅开了食堂的炉火干活。天亮时,我们看见了满地鲜血和她回宿舍后才娩出的胎盘,那血乎乎的东西放在脸盆里,用枕巾盖着。更难以相信的是,婴孩之父是在砖窑烧火的劳改期满就业职工,一个幽灵般的七十岁老头。这个同学在集体宿舍过了“月子”,后来被安排在砖厂干码湿坯的活儿,开除了团籍。再后来,她按政策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当2009年知青聚会多发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与我同龄的她去世已经许多年了。结束语:“我是六九届的”199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我中学的同学聚会过一次,有将近四十人参加。分别三十年后,大家都还好,只是没有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国家承认的文凭,被同学们称为“知识分子”。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我的单位,我的学历很不“硬”,很拿不出手。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聚会时仍然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现在一定更少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人中,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成功人士”的定义大概应当是:有地位、有名望、掌权、有钱。我们这班人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历史的荒诞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不过大家还是在诚实地劳动、正派地生活。我有个同学叫马金良,从兵团回北京后,一直在东单皮鞋厂当司机,是司机班的班长。国家二级企业东单皮鞋厂经营得一路滑坡,最后全厂的汽车从十几辆就剩下了一辆,最后留任的司机只有两人。一人很年轻,另一人就是我的同学马金良,他那时候四十多岁。他们两人轮流开那一部汽车。后来马金良自己主动同意把工作机会让给那个年轻人,他说:“他的孩子太小,更需要钱。我负担少,我退了自己去想办法吧。”当时厂里才给他二百多元的生活费,他就退了下来,到外边自谋工作。他现在给一个政府机关做临时司机,月工资两千多。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六九届人承受了什么,他们怎样接受命运,是何等的坚韧、平凡、善良。他不是“成功人士”,可是我真为他这样的人骄傲!今天,我们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会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六九届的。”不过,这已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了。愿“六九届”这个过去年代的专有名词进入词典,愿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含义。喜欢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古早故事”,其中有更多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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